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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的人物画风格以及他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20世纪杰出的天才型画家。他刻苦勤奋的治学态度，“必攻不守”的创新精神和光明磊落的端正人品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图1是一通黄胄致书画大师刘海粟助手袁志煌的信札：
袁志煌同志： 二月二十三日信悉。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刘海老从事艺术活动七十年的盛会。刘老为一代宗师，十分敬佩。只是我从未写过文章，请您谅解是盼，并请转告刘老，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此祝 艺安 黄胄拜 三月四日 在这通信中，身为中国画院副院长的黄胄称身居上海的刘海老为“一代宗师”，并“十分敬佩”，这是对刘海粟的充分肯定，两句话，八个字，恰如其分、情真意切。 黄胄的这通手札，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堪称其书法精品。以行草书写在一尺见方的宣纸上，结构布局精美，笔墨粗细均匀，用笔奔放，提按顿挫明显，线条热烈、夸张而富有激情。可以领略到大画家速写、绘画的风采和书法家宽厚大气、挥毫自如的法度，尤其是那特有的“黄胄”署款，与画家在画作上的落款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加之以行书体写在牛皮纸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姓名和自己的供职单位“中国画研究院”，信封和信札两件作品放一起，可谓章法气象万千，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精品。这是20世纪80年代黄胄书法艺术的完美体现。 然而，又有谁知道，20世纪60年代前，黄胄虽画作突出，可是书法却不怎么好，其画作上最多签一个“黄胄”便罢。他在任解放军军人俱乐部美术组组长时，遵照陈毅元帅的指示，下苦功专攻书法。据黄胄夫人郑闻慧在《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一书中所载，黄胄认真钻研和收藏字帖，有《爨宝子》《魏碑》《郑文公碑》《鲜于璜碑》《张黑女墓志》《张迁碑》《圣教序》等，下决心读帖、临帖。他学习书法的悟性很高，进步也快。到1961年以后逐渐地敢于在画上题跋了。以后又碰到陈毅元帅，陈毅一见他就高兴地说：“你这个战士还是挺聪明的，看得出也是很用功的，字愈写愈好有进步。”黄胄说：“首长这样忙，能关心到我的进步，我得更加努力练才行。”陈毅元帅愈夸奖他，他愈勤奋地努力练字，背诵字帖，收集书法，这是他刻苦研习书法的一段佳话。 黄胄因少年时参加体育比赛得过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在弄清其意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后，便取其中“黄胄”二字为笔名，一直延用下来。17岁时，他跟随曾在法国学习油画的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学习绘画；后又跟“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赵望云学习。25岁时，画作《爹打老蒋去》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受到美术界特别是徐悲鸿的称赞。32岁时创作的《洪荒风雪》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并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后又创作了《苹果花开的时候》《打马球》《赶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大量的人物画和以驴为题材的《百驴图》等动物画，被称为中国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和天才型画家。黄胄晚年受命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后又在政府和友人的支持下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办民助的炎黄艺术馆，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艺术殿堂(见图2）。
黄胄的绘画作品以素描为基础，突出写实，这种绘画方法在中国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其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弱化了明暗和体积感，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由流畅，弥补了严格写实给水墨人物画带来的弊端。其对画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使笔和墨活了起来，使笔和墨的独立价值大为提高。这给当时的人物画家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为水墨人物画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水墨人物画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涌现的一些有影响、有成就的画家，大部分是在经过学院的严格训练后又吸收了黄胄灵动、随意的笔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胄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应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品与中国古代绘画有血脉相联的传承关系。他使五四以后被破坏、搁置、中断的中国画传统又涌动起新鲜的风，在新中国的绘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了精神上的联系。他的作品又明显不同于古代的绘画，全新的精神、意境和手法，开辟了水墨人物画的新时代。 黄胄（1925—1997)，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17岁开始学习绘画。1942年任蠡县中学美术教员。1946年任陕西省西安雍华图书杂志社主编。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曾任西北军区战士读物出版社编辑、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1955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政府和友人的支持下建成中国第一个公办民助的炎黄艺术馆并任馆长。 （选自《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李勇、闫巍著，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