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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一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50年来，这部小说共印了500万册、被改编成话剧、评剧，拍成了电影，译成了18种文字，这部小说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两代人，尤其是“文革”后，处在文化饥渴中的亿万青年，有许多人是听着这部小说的广播连播入眠的，这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 然而，《青春之歌》在发表之初却历经不顺，几近夭折。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新文艺思想救了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的阳翰笙和《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的推荐下，小说最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杨沫也从此跻身著名女作家之列，成为新女性的代表。 杨沫出生于北京，17岁时，为反抗包办婚姻，拒绝嫁给小军阀而离家出走，后结识在北大读书的张中行，两人同居并生下一子一女。杨沫是一位新时代的新女性，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关心国家大事，不愿当家庭妇女，她敢爱、敢恨，追求浪漫的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沫长期生活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又担当一定的领导职务，其严肃、偏激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晚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热心帮人也是出了名的，有人说晚年的杨沫回归了她女性、母亲、长者的真实。上图是一通杨沫致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宋汎、副书记邵荣昌的信札，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她的真实一面： 宋汎、荣昌同志： 我来香山已一周，本想写点东西，但白内障、心脏病，使我身心不快，进度很慢。 台湾教育代表团来京，要求与我作家、书法家、画家见面事，已与宋汎同志谈过，不知人选已定否？如有什么问题可与我的朋友毕永畅同志(原解放军报社付社长）联系，他家电话×××2497，他的亲戚陈欣放系台湾团中打前站的，他到后，可先提出该团成员的身份、职业，以便我们有所准备。 我的助手康复同志工资低，他有意见。今后，我还须要他的帮助，已与荣昌、曾滔同志谈过，请考虑适当给他增加些工资(现每月60元)，不然，现在他有些怠工，使我来香山工作、休息都增加了困难。盼早日解决，深谢！ 我约本月十四、五日返城，办些事，仍回香山。 匆匆祝 好 杨沫 90.9.6日 这通信札写在三页“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用笺”上，谈了接待台湾教育代表团和自己助手薪水等两件事，杨沫虽为北京市作协领导，却完全用商量的口气与班子的同事沟通事先已与宋汎、邵荣昌谈过的两件事，是督促也是再商量，可见她的做事风格认真而又扎实，态度平易而又亲切，信的开头和结尾还报告了自己的身体和心情，以及日后的安排，首尾相应，条理清晰，字迹洒脱，虽为一般往来信函，却体现出大家风采，十分难得。 杨沫一生经历了许多喜怒哀乐，体味过荣耀与孤独，她的人生历程堪称中国当代女作家、女知识分子曲折人生历程的缩影，这一历程集中体现在她44岁发表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可以说《青春之歌》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也是中国新女性的人生缩影。《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20世纪30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晚年的杨沫将自己的版权、部分书籍和一部分稿费、积蓄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此之前，国内外著名作家少有捐献著作版权的先例，这也反映了杨沫的与众不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生于北京。早年在北京第22小学、第14小学和温泉女子中学求学。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斗争，任妇救会宣传部长。1942年在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后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长、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文联主席。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日记》《英华之歌》，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红红的山丹花》，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等，出版有《杨沫文集》。 （选自《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李勇、闫巍著，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