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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至 1920 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由保定肇起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一批批有志青年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远渡重洋。 此时正值“一战”后，在经济萧条，就业艰难，许多学生语言能力又有限的情况下，失业的压力和工厂繁重的工作，让学生们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学生们在思想上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几十年后，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中国总理、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核物理科学家、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启程：理想的召唤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保定高阳人李石曾。1908 年，他在巴黎郊区开办豆腐工厂，从河北家乡招来一批工人，并为这些工人开办学校，让他们边劳动边学文化。 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青年以低廉的费用和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为宗旨，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在 1912 年至 1913 年间，送走留法学生100 多人。 李石曾回到法国后，看到豆腐公司工人白天做工，晚上求学。他们实行以工兼学的办法，并提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主张。李石曾对此非常赞赏，受这一主张的启发，李石曾与蔡元培等人还协助工人们于 1915 年 6 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近劳动者之智识”，这也就是勤工俭学一词的由来。 事实上，在 1915 年之前，“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影响基本上仍停留在华工当中。为了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中法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于 1916 年３月在巴黎发起并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把培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公民作为了目标。 1916 年后，随着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政府倒台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文化思潮在国内传播日渐浓郁。许多年轻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活跃，关心国家的未来。他们对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满热情，向往科学和民主，而且都有提高自身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去法国勤工俭学为这些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此时，李石曾向北京教育部提交了一封呈请，希望在各省办理留学前的预备工作，为赴法留学做准备，他的这一请示也很快得到了北京教育部的批准。于是，李石曾回到自己的家乡保定高阳县布里村，开办了第一预备学校，也就是留法工艺实习学校。不久，在保定育德中学内附设了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随着在保定办学的成功，又在北京设立了高等法文专修馆；北京的长辛店附设了分馆工业科；在四川成都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当时在全国一共开办了20多所留法前的预备班（学校）。各式各样的留法预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9 至 1920 年间，先后共 20 批约 1800 多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 19 个省，其中以四川（470 人）、湖南（350 人）、广东（250 人）、河北（150 人）为最多。勤工俭学生基本上都是 16 至 30 岁的青年。其中，较为知名的人士有湖南教育界的徐特立及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王若飞和贵州教育界知名的黄齐生甥舅等。 波涛：艰苦求学之路但是并非每个年轻人的家庭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供他们接受海外教育。在从中国到法国漫长的航途中，十分艰苦。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学生们乘坐的是四等舱，也就是利用货舱改装而成的，有时甚至和牛、马同舱。然而，长途航行的疲惫，下等舱恶劣的环境，都没能改变他们的决心。他们中许多人在上船时还是陌生人，但在旅途中却经常聚集在狭窄的舱底或甲板上，兴致勃勃地交换对政治形势和各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的看法。 在不远万里抵达法国后，勤工俭学生们首先来到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在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进行注册登记，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绝大多数都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互帮互助。根据一份当时的调查数据，共有 400 至 500 名中国留学生，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进入了 70多家工厂做工。除此之外，不少于 200名的留学生还在平时当散工、干杂活。这其中，约有 670 人进入巴黎及法国各地的 30 多个学校，多是首先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而暂时没有工作，处于候工状态的留学生只靠“留法勤工俭学会”发放的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而在半工半读这一过程中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生活劳苦，工作繁重。王若飞曾在圣厦门钢铁工厂轧钢车间做工，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将烧红的钢条轧制成各种形状，轧钢工的劳动强度大、危险，还要忍受炽热的高温熏烤。烧伤、烫伤、砸伤的情况时有发生，挣得的工资却十分低廉，他们将这种工作称为“拉红铁”。
邓小平在施耐德钢铁工厂做工时，每日的薪金是 6 块 6 法郎。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在克勒佐拉红铁，做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四川勤工俭学生周光炜在艰苦做工时写到：作工苦，作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法文“散工、杂工”的音译），“舍夫”光喊 “朗德舅”（法文骂人话的音译），“加涅”不过 “德桑苏”（法文 200 枚小钱的音译，合 10 法郎）。 1920 年秋冬，法国陷入严重的战后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郎贬值，工厂纷纷停工。大部分学生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们只能聚集在华侨协社，依靠华法教育会发放的维持费艰难度日。华法教育会属于民间组织，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随着领取维持费学生的增多，经费入不敷出，在未做全面调查的情况下，华法教育会就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关系，并不再向他们发放维持费。一些学生还因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困扰，病死在了法国。 此时，广大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的困境。危机关头，1921 年 2 月 28 日，400 多 名 勤 工 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的领导下，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求学权、求生存”的斗争，这场运动被称为“二八运动”，也称“二二八”运动，他们提出由北京政府向每人每月发放400 法郎，以四年为期的目标。 但这次集会很快被法国警察所驱散，尽管如此，势盛气壮的学生们仍然使公使馆做了让步。中国驻法公使馆代表和法国官方代表联合组成了“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为无工无学的勤工俭学生发放生活维持费。 1921 年 6 月，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秘密协议，向法国政府借款 5 亿法郎，条件是用滇渝铁路的建筑权与全国印花税等做抵押。旅法华人获悉之后，他们随即号召大家进行抵制。勤工俭学生们也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成功粉碎了中法秘密借款的阴谋。但是勤工俭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妨碍了法国政府在远东的利益，于是法国官方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们发放生活维持费。再一次陷入困境的学生们来到了里昂中法大学。
里昂中法大学原本就是以勤工俭学生求学的名义，利用国内的捐助兴建起来的，但是建成后，却拒绝接收勤工俭学生，转而向国内招收官费生和自费生。消息传出后，被逼到绝境的勤工俭学生们推选出学生代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立三等 120 人，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占了里昂中法大学，要求教育平等，解决全体勤工俭学生的求学权利。 但是勤工俭学生们发起的这场斗争很快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将他们押收兵营，并没收了他们的居住证。驻法公使馆不但没有保护这批学生，反而同意法国政府将他们遣送回国。 于是，1921 年 10 月 14 日 凌 晨，104名学生遭到了先被拘禁再被押送回国的厄运。 直到 1922 年春天，法国经济开始复苏，继续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困境有了缓解，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还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了来到比利时、德国继续学习，因为当时比利时的物价较低，且同样说法语；德国的货币大大贬值，在德国一周的生活费相当于在法国一天的费用。
彼岸：先进思潮涌动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知识界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不少学生在来到法国以前，就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留法勤工俭学生当中的先进分子，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目的，研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注重学习马列主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1920 年 7 月，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纪召开会议。经过了长达四天的激烈讨论，他们仍然没能够统一意见。蔡和森在会议中主张施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的道路。他接连写了三封长信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
翌年初，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有 8 个早期组织，其中之一便是旅法中共早期组织。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 58 人，留法生中有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等 6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 10.3%。 1922 年 6 月 3 日，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 18 人，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举行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为了适应理论思想斗争的需要，旅欧共青团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后更名为《赤光》。旅欧中共党团组织成员在《少年》和《赤光》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一步宣传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争取广大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返航：对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旅欧中共党团组织成员陆续转赴苏联学习或奉调回国了，团体逐渐缩小，人员也逐渐减少。 1927 年 7 月，因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留在欧洲的旅欧中共党团成员分别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国语言组”，旅欧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就此光荣地结束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历时十年之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让大批中国青年走出了国门，接触了国外先进思想，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也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
